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面团摔在案板上，咚咚两声，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。她手腕一抖，面团便成了薄如蝉翼的面皮，裹上刚炒的臊子，浇一勺红油，递给我时还冒着热气。 “今天来得早啊？”她擦擦汗，把铁锅里的豆浆舀进保温桶。我咬了口包子，韭菜鸡蛋的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，烫得直甩手。“赶地铁，晚了就挤不上去。”我含糊着答，目光扫过她围裙上的油渍——那是常年累月留下的地图，深一块浅一块，像抽象画。 摊位旁蹲着个穿校服的女孩，正捧着碗胡辣汤吹气。她书包带滑到胳膊肘，露出半截写满公式的草稿纸。“阿姨，多给点醋。”她抬头，眼睛亮得像浸了露水的葡萄。老板娘笑着舀了勺醋，又偷偷塞了根油条：“吃好，学习才有劲。” 八点的阳光斜斜切过来，把早餐摊的影子压得短短的。穿西装的上班族、拎菜篮的老太太、背着画板的学生，像潮水般涌来又退去。老板娘的丈夫从三轮车上搬下两箱鸡蛋，动作麻利得像变魔术，一摞摞码在墙角，比超市货架还整齐。 “要下雨了。”他抬头看看天，云层压得低低的。老板娘往炉灶里添了块煤，火苗猛地窜高，映得她脸通红。“收摊前再烙两百张饼。”她说着，把擀好的面皮扔进油锅，滋啦一声，白雾腾起，裹着葱花的香气钻进鼻腔。 我挤上地铁时，口袋里还揣着没吃完的茶叶蛋。车窗外的早餐摊渐渐模糊，但那声“多给点醋”和面团摔在案板上的咚咚声，却像刻在了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